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我们从“56789”这组数据,就能直观看出民营经济的轮廓——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毋庸讳言,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仍有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畏手畏脚,不晓得如何发展、不敢发展、发展受困等比比皆是,因为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和风险。
市场准入限制是横亘在民企面前的一道鸿沟。在一些关键领域,民企常被各种门槛阻挡。譬如在一些建设项目招标中,即便民企有技术实力和成本优势,却因不合理的资质要求、业绩限制等 “玻璃门” ,被拒止。
融资难和贵也是沉重枷锁。一些小微企业,怀揣技术,却因而无法推动研发和市场。无奈之下,它们只能寻求高成本融资渠道,背上沉重债务包袱,稍有市场波动,就可能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
还有,少数地方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甚至“远洋捕捞”现象,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一些地方甚至把民企视为“接盘侠”——将经营不善的国企转让民企后,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公平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难以与其他国企公平竞争。
政策的不稳定与执行偏差,进一步加剧民企发展的不确定性。部分地方政府在政策调整或人事变动后,对企业的承诺政策无法兑现,规划随意更改。一些民企基于信任,往往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布局,突变让它们的投入付之东流,严重影响了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民营经济促进法》,无疑是针对上述问题的一剂良药,让民企看到了希望,给予其坚实发展信心和稳定预期。
细看法条,“公平竞争”章节被放在了前面重要位置——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公平竞争原则,彰显了“公平”的重要性。
譬如,该法明确规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领域,民营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禁止在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等。这些规定打破了各种显性或隐性市场壁垒,让它们有机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此前受限较多的领域,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
除了“公平竞争”,该法还将“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等独立成章,精准破局,形成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制度闭环。
如投资融资促进方面,强调完善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民营经济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民营经济组织提供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监管等。这些举措有望切实缓解民企融资难和贵的问题,为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科技创新支持方面,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其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鼓励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共性技术平台为其技术创新平等提供服务等。这些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该法还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避免因政策变动给民企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损失,增强了民企对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同时,加强对执法行为的规范,保障民企的正常经营活动。
民企的权益保护得到了加强。如规范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规范异地执法行为;围绕加强账款支付保障工作,预防和清理拖欠民营经济组织账款等。这些规定无疑为民企的正常经营和企业主的创业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护。
可以说,该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民企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营造了一个公平、透明、稳定的市场环境。
也可以说,这是让民企吃下了一颗最强的 “定心丸”,让其能心无旁骛专注自身发展,不再担忧因各种不合理因素而被 “卡脖子”。
民企最需要什么?公平、信心和稳定的预期,让企业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
我国一以贯之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连续出台相关政策——从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的“民间投资36条”,从2019年的“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8条”到2023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壮大31条” ……持续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放眼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为该法落地提供肥厚土壤。譬如重庆,民营经济占比超六成,占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九成以上,充分展现了民企在科技创新领域实力,也体现了对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有力支持。
这次,作为我国首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该法将在5月20日施行,这不仅是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法规,更把民营经济推到新的战略高度。